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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中国在努力管理与美国的汇率关系,但控制美联储的却是美国。
二是企业必须以顾客为上帝,注重服务选择分销渠道和促销方式等,对网络营销、绿色营销、关系营销等营销手段加以运用和搭配,注重市场细分,实现净收入最大化。企业实行了净收入分成制或者利润分享制,就会在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促进企业资金积累,技术创新的硬约束,使企业的技术装备、企业的内部管理随生产的运行而不断提升。
v为个人需要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7] (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率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在投资没有最终消费支撑的情况下, 如果再扩大投资规模, 那么今天的投资就是一两年后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 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和职工下岗, 以及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此外,近期美联储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势必给中国带来外部通胀压力。
人们会通过权衡成本与利益做出决策,当成本或利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激励反应原理。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是自主联合劳动者,所以分配的价值就是全部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货币政策上,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基准利率,或者至少保持基准利率不变,慢慢顺应市场运行的逻辑达至货币市场的供求均衡。
你政府凭什么征我的税?你征了我这么多税,用到我身上了吗?税取之于民,用之于谁了?只有让老百姓都有了纳税人权利意识,才能推动人大的职能改革,才能让真正代表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来制约政府征税的权力。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贷是5.68万亿,还有表外信贷、民间高利贷和社会融资。韦森:民营企业这么糟,政府部门投资扩张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贷款膨胀,又不断造成广义货币的膨胀。限制政府权力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所以要从修改预算法开始,再到修改宪法。
这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国普放高利贷和信贷失控的问题,也能给市场一个放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对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均会有好处。企业有利润了,赚钱了,融资问题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要做到人民代表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要人大代表专职化,首先要唤醒纳税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我们征这么多税,用在医保上的钱才2000多亿人民币,占整个财政支出才多少?我们的政府全部用在医保上的财政支出,才与只有一千多万人的希腊差不多。再回到温州的例子上来,温州缺钱吗?不,温州不缺钱。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的财政体制有关。
因为地方政府负债约14万亿元,利率上去后,地方政府要破产了。三个因素:外贸出口到了顶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潮过去了,再过个两三年、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等工程项目都完成了,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也在慢慢过去;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目前看来多半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总是像场梦一样。但现在政府的对策却弄反了,是给民营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记者:信贷会不会放松?韦森: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都提到21.5%,今年我们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下来了吗?没。
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又有多大效果?有货币需求在那里,就有贷款。韦森:不光是税收,财政支出的问题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问题很严重。对于税务部门,我征到的税越多,业绩越高,拿到的奖金越多。
钱太多了,毕竟是78万多亿广义货币,81万多亿本外币存款余额呀!溢出一点点,消费品价格就受不了。减税是民企解困的唯一途径记者:今年,长三角、珠三角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时,很多年轻人因为觉得在地方上靠拼爹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只好去北上广,一度有逃离北上广的说法,但不到一年,大气候变成了回到北上广。中国经济潜在问题这么大,香港市场上大家都在逃,热钱在流出,人民币汇率不是有两天跌停了?记者:有预测说2013年中国将进入滞胀。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把货币控制得这么紧,需求则吊得这么高,结果就出现中国经济体内整个货币市场极度失衡。最近一位金融学专家朋友告诉我,据他们的研究团队测算,目前中国的自然利率约为7%左右,而自2010年以来这波通货膨胀来临之后,在中国借款的真实利率约负3%。他认为,无论决策层的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实际上都问题很大,尤其是对于货币政策,韦森教授提出了直言的尖锐批评,说其荒诞和有违市场运行的逻辑。
记者:房价能大幅度下跌吗?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没有改革、吃财政饭人员日益庞大的前提下,如果土地财政的重要性衰退,那么该由什么方面来替代土地财政?韦森:房价这么高,说到底也是货币政策组合的结果。所以我认为,拿钱去救温州,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根本不管用。
目前银行的基准存款利率是3.5%(一年期定期),贷款基准利率是6.1%。西方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它们的经济在短期五年、十年不可能恢复,人民币还在升值,今年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到了巅峰。
我相信在现有体制下,我们是能够慢慢做到预算民主的。这样一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靠什么?最近,我听浙一位建行的老总说,民营企业真正缺钱的,都是近些年一些拼命扩张的企业,扎扎实实做得好的企业,并不缺钱。
房价不下跌,地方政府又需要依仗卖地收入,而现在卖地很难了,一是卖不出去,二是国土资源部管着你。限制房价有用吗?有可能吗?这根本没在宏观上弄清这些年房价不断攀高的根本原因。现在货币供给上实际上是实行双轨制,商业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是6.1%,但民间是20%-30%,结果与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一样。再说,你能限制得住吗?根本不可能。
近些年来,推动房价不断上涨的动能,主要并不是刚性需求,即并非很多人因为结婚要买房子产生的需求所导致,主要还是投资需求所推动的。关键是改变决策层违反市场运行逻辑的政策组合。
现在全国民营企业最大困难,不是缺钱,而是政府的税赋太高。反过来看,如果美元升值,石油和粮食期货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来了,中国通胀压力就没那么严重了。
这就必然导致全国贷款需求特别旺盛。你怎么分析这样的困境?韦森:民营企业的困境确实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我看主要问题还是现在政府税收太高,使民营企业不堪重负。
民间资金又这么紧,于是就出现这样的现象:银行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他们拿到钱后就去贷高利贷。现在能做的,至少可以做到修改预算法,把税权法定、预算公开透明等具有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精神的条款写进预算法,更要把保护纳税人权利相关的条款写进去。像在温州设金融试验区的想法,以及中央政府拿财政存款去救温州建议,都是没看到问题瞎招。东莞和珠三角地区听说也是这样。
你把银行利率提高到10%-15%,看房价下来不下来?现在政府在各地推行的限购令也足够荒唐,它进一步扭曲了市场。政府不能随便征税,要开征一个新税种,必须将权力交给人大来批准。
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信贷规模想控制也控制不了。
政府征税,要经人大的批准,就要求人大代表要专职化。记者:你说过,在当下中国进行新启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如何做?韦森:我近几年所提出的改革逻辑是,既然在目前格局中我们显然还无法走向普选制的代议制民主,那么要改革这种体制,在目前看来只能从预算民主、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开始,从政府预算支出要实质性地受人民代表的约束和制衡上来启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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